在中国没有一幅绘画作品能与《清明上河图》相提并论。在这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绘于北宋宣和年间的煌煌巨制中，绘画大师张择端用现实主义手法，以清明时节汴河船运场景为核心，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东京——开封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从而以图画形式，对交通文化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诠释。遗憾的是，古往今来，从事此画研究的专家学者大多就景说景，少有人推敲探究画面背后的思想主题，将它与交通文化紧密联系，因此常常误入岐途，弄出令人啼笑皆非之事。
“画蛇添足”补全卷的终结
1994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题为《清明上河图有了补全卷》的消息，消息并不长，却震动了中外艺术界。消息说：“11月29日从故宫博物院传来一则惊人的消息，在流传过程中曾被裁截后半部分的国宝《清明上河图》最近补全……在故宫漱芳斋的评价鉴定会上，国内著名书画鉴定专家高度评价了补全卷，北京故宫博物院当即收为该院藏品……”
如此重量级国宝，居然已被人为的“裁截”过？！
这到底是人为的猜测，还是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史实？补全卷是“画蛇添足”，还是恢复了画作的本来面貌？中外学界一时间沸沸扬扬。
补全卷中，画面向右延伸，继续细致描绘当时开封城市的繁华，横贯全城，直至位于西郊的金明池才结束。从；画面内容来看，不能不承认，补全卷确实使这个北宋都城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 满足了国人潜意识中对“完满”的偏爱和追求，加上补全画家技法炉火纯青，新补部分与原作如出一辙，无怪乎当年轰动一时。
然而，补全卷再“完美”，若不是原画的本意，其价值也是等于零。头脑冷静的学者不会把自己目光停留在单纯的画面，他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因素，细致揣摸张择端作画时的思想本意，最终得出结论——补全卷纯属“画蛇添足”，原作历史上根本不曾被“裁截”过。这个让当初叫好者哭笑不得的结论，凭其充足的论据，很快就被普通接受成为了定论。
诸多细节当然不必去详谈，翻阅当年的学术争鸣文，笔者发现，形成这一定论的最根本依据，恰恰正是这幅画的画名——即它是一幅“上河图”，而不是“市井图”。可以说，是 “上河”两字决定了最后的结论。既然名为“上河”，画家描绘的重点无疑应当是汴河上繁忙的交通景象，无论是静谧的村野还是繁华的市井，都只能起铺陈和烘托作用，理应点到为止。从艺术角度来说，这样处理也更能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符合中国画所崇尚的虚实结合意境。
显然，作为东京画院优秀画师的张择端，同时也是一个热衷于交通文化的研究者，对交通文化真谛他已深深领悟，上河图正是他借助画笔作出的形象阐述。通观《清明上河图》，整个作品的核心思想，其实就是揭示汴河交通与东京繁荣景象的内在联系，告诉人们交通那只看不见的大手，如何改变了开封，改变了北宋。正因如此，他才会慷慨地把画面“黄金地段”——占八分之三画幅有余的中心部位——安排给了“上河”景象的描绘，对其中的河道、虹桥、纲船、水手、看客……无不精心布设，刻画时细致入微，观之宛在眼前。最令人叹服的，是一艘大船顶着喘急逆流过虹桥场景，画面气氛骤然紧张，悬念迭起，扣人心弦，掀起了全画最精彩的审美高潮……
“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
“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这是宋代经济专家张方平之言，也是张择端想要说的话。
开封历史上一直沟渠交错，舟船如梭，即使在现代，黄淮平原水运历史基本划上句号时，开封仍然拥有“北方水城”美誉，在北方，仍然你很难找到第二座城市，能象她一样多河多湖多水。然而，自古至今，这里从没有第二条河流能同汴河比肩，就是放在中华五千年大历史中，曾有她那般辉煌的河道也屈指可数。
客观地说，当年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后称汴河），引黄入淮，目的只是建立南北相对便利的水上通道，强化中央政府对南方地区的统治。那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尚未南移，隋炀帝借助这条水道三度巡游南方，汴河里除了他庞大的皇家船队，其它船只尚十分稀少。隋炀帝坐定东都洛阳，在奢华的西苑里纵情享乐之时，决不曾想过因为这条运河，开封成为了黄淮两大水系联结点，会在其后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向繁荣。特别是自唐朝开始，中国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长期南北分离，封建王朝在粮米财赋上愈来愈依赖南方，此时，开封的发展越来起快，城市地位迅速提高，最终取代了曾经光照八荒的洛阳长安，成就了自己的东京梦华……
赵匡胤定都开封，为了适应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曾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疏滩汴河、蔡河、五丈河，又开凿惠民河、金水河，通过这一条条水道，真正使当时的开封成为了“天下之枢”，《东京梦华录》中谓之“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但众多河道中，唯有汴河沟通南北两大水系。她的水量也相当充沛，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通过它南注淮河。在陆上交通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这样沟通南北的航道自然是国家交通大动脉所在：
宋人张洎曾这样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卷93《河渠记·汴河》）。此话并非虚言，北宋年间，汴河仅运输纲船即约6000艘，每年由汴河从江南运开封的粮食达到 500～800万石之间（1石合55公斤），其他金银布帛、香药、茶叶之多根本难以估算。
宋代经济专家张方平更是从国计民生的战略高度，视之如国家命脉。在《乐全集》卷27《论汴河利害事》一文中，他这样提醒和告诫北宋的君王和臣民：
“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不过，天下事物从来难以尽善尽美。汴河从黄河引水，也有一个无法消除的遗憾：每年入冬，黄河枯水，汴河无水可引，渠首被迫关闭，此时汴河成了一条旱河，航运也就不得不中止。“汴渠旧制，十月关口，则舟楫不行”（魏泰《东轩笔录》卷7）。这等于是说，在整个冬季和次年初春这段漫长的时日里，汴河的航运将无可奈何地进入“冬眠”。
——新年春暧大地之时，黄河解冻，滔滔河水从上游奔涌而来，一声号令，汴工掘开汴口，大水顿时滚滚而下，顺着汴河河道往东南一泻千里……此时的运粮纲船和各色商船，被从四个多月的沉睡中唤醒，纷纷装粮载货，起航入汴，开赴宋都……大批船队抵达京师之时，恰好是清明时节。
后来，宋廷干脆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这等于说，每年几百万石粮纲进京的“首发日”，已固定在了清明这一天。我们不难想象，每当清明时节，作为京城主要货物集散码头的虹桥一带，其时会是何等的热闹和繁忙！
福之所依，心之所系
没有人会否认当时的汴河，已成东京乃至整个大宋江山的福祗所在。可另一个事实也无法回避，汴河并非如人们所期望的驯服安详：水浅了，不通能航；水深了，又有“决溢之虞”。北宋167年间，它多次决堤，冲淹城镇村庄。
幸运的是，每次决口都能被及时制止，没有一次酿成巨大灾祸。这份幸运不是来自上天的赐予，而是源于北宋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
据《宋史》记载，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汴河在浚仪县决堤，宋太宗立即亲往察看险情，结果连车子也陷在了泥淖中。他现场调遣军队参加抢险，“诏兴督步卒数千塞之”，最终“水势遂定，帝始就次，太官进膳”。当朝皇上居然到了决口不堵，便不吃不睡地步！难怪书中接着又说，现场一线的“亲王近臣皆泥泞沾衣”。
此前，面对出于安全考虑力劝他回驾的臣下，宋太宗还作过这样经典性的演说：
“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
今天的读者可能觉得这话更象做秀，然而统观宋太宗性格为人，却不是刘备那种善用心机的帝王。公元979年，他雄心勃勃发动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对辽战争，也是亲临一线披挂上阵，结果在幽州高梁河畔(今北京动物园、紫竹院一带)身中数箭，差一点被敌生擒。
让宋太宗寝食难安的决堤问题，根源在黄河。黄河“一升河水六斗泥”，泥沙含量世界无双，引黄入汴，必然使得泥沙在汴河河底大量沉积，河床一步一步的抬高，导致“水行地上”，使决堤防不胜防。为了使“水行地中”，对两岸不构成威胁，在每年的冬季和次年初春之际，宋廷都征调民夫30万之众（时称“汴夫”），进行大规模的河底清淤。宋人王矾曾这样记述说：“汴河旧底有石板石人，以记其地理，每岁兴夫开导到石板石人以为则……”当时工作之细致和认真由此可见。
为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泥沙沉积问题，实现长治久安，宋神宗时宋廷还有过一次“脑筋急转弯”：开挖导洛通汴工程，从洛口开渠，把洛河中的清水引入汴河，以代替含沙量极高的黄河水。这思路乍看确实不错，理论上还可以使汴河冬季也有维持航运的河水。可惜洛水的水量相对而言实在有限，它的来水并不够汴河航运之需，导洛通汴后，仍得从黄河引水。而且汴河冬天有水后，同样有结冰问题，即便可以行船，也需动员大批劳力人工破冰，成本实在高昂，最终宋廷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一心一意在清淤和加固堤岸上下功夫。
在堤岸处理上，宋人的“治木岸，以束水势”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它在后世常为人们借鉴，黄河治理中著名的“束水攻沙”理论形成，也是得益于此。
这个被称为“束水”的发明，就是把树枝梢头捆扎密实，码设在汴河两侧水边上，再打下木桩，将它们牢牢固定，使得相同流量下，河道断面宽度缩窄，水深加大。这既保护了堤岸，减少了塌方，也提高了河道通航能力，对减轻淤积也颇有好处。可谓一举三得。
在《清明上河图》中，虽然看不出“束水”的树枝和木桩，但靠城的一侧河岸明显经过了人工处理，整体比较规则，而且坡度也较陡，有的甚至直立水边，从基本常识分析，这肯定经过了驳岸处理。也许在东京河段，为了美观和强度上的需要，已不是用树枝木棍来“束水”，而是象现代一样，改用砖石砌筑了吧？
此外，宋廷还广植树木巩固河堤，提高防冲蚀强度。汴河水流湍急，这措施尤为重要。然而，在《清明上河图》中，汴河河段仅绘大树10余棵，小树全无——这显然不可能是当时的实情。其实，张择端的省略自有他的道理：画多了，必然遮挡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画面元素——汴河上的桥和船，所以只能择其重点加以点画。
我们可以看到，画中处于虹桥前端右侧的大柳树，至少已有几十年树龄，树干两个人才能合抱。张择端画它，其实就是想借之告诉人们，宋廷在河岸植树做法由来已久，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汴河开封段河道相当稳定而坚固，已很久没有发生大的变故。其实，画中另有一处，可很好的证明宋人河岸植树风气：城门左侧的护城河边。这里已无遮挡重要画面元素之虞，所以画家洋洋洒洒，尽情照实描绘，两岸可谓柳树成荫，在城门脚边河岸上，一块仅10多平方米的地面，居然就有大树6棵之多！
虹桥故事
有河就离不开桥，有桥就有故事，汴河既为大宋国脉，河上桥的故事也必然不同寻常。
如前所言，《清明上河图》的“画眼”所在便是虹桥上下，张择端精心设计和营造的审美高潮，也正是在这里展开。那么，虹桥到底是怎样一座桥？特别是它桥身的奇特结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凭什么会获得张择端的特别垂爱？这些一度是一个谜。
研究宋代东京的学者手头有两件法宝，一件是《清明上河图》，还有一件就是《东京梦华录》。这两件法宝最奇妙之处，就在于它们常常相互补充，相互佐证，使开封城千年前的景象穿越时光隧道，在今天清晰再现。
关于这座桥，《东京梦华录》这样清楚的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鹱，宛如飞虹”。——显然，画中虹桥那长期让造桥专家苦思不解的支撑结构，并不是张择端的主观想象。
事实上，这虹桥在中国桥梁史上地位很高，与河北赵县安济桥（又名赵州桥）、福建泉州万安桥、潮州广济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在世界都享有盛誉。面对如此名桥，张择端又怎舍得不收入画中，用工笔手法细致描绘？
严格地说，所谓虹桥，其实是这类桥的概称，图中的这座桥本名“上土桥”，只因为它太具代表性，名气也实在太大，人们才干脆称之为虹桥，正如人们说到金字塔，总是指埃及胡夫金字塔一样。
虹桥的发明和推广，很有几分传奇色彩。
它最初出现于山东青州，并非汴河。根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青州城西南山区有一河，跨河桥梁原是有桥桩的平桥，可是每年六七月份雨季期间，山水暴涨，冲击桥桩，使得桥梁一毁再毁，使得地方官束手无策。令人想不到的是，问题最后在青州牢城的一个废卒手上得到解决：他带人“累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载，桥不复坏。”
这个有着大智慧的废卒，大约相当于现今监狱病退狱警，社会地位实在卑微，以至于他手下桥梁永载史册之时，而本人的名字和籍贯却根本没留下一字，后人所了解的永远只是“废卒”两字，这怎能不令人唏嘘万千。
然而虹桥在汴河上的推广，始初并不顺利。之前，在这个南北运输大通道上，所建主要是有桥柱的平桥，然而“汴水悍激，多因桥柱坏舟”，“往来舟船多致损溺” （《宋会要·方城》），这很让宋廷头痛。青州“飞桥”问世后，有人建议仿效，宋廷也确心动，可惜负责实施的部门“三司”缺乏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头脑，只看到造这种桥“所费工逾三倍”，而不去计算桥毁船沉造成的另一方面损失，便提请“罢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正月”，宋廷真的“罢修汴河无脚桥”（《宋会要·方城》）。
罢修虹桥后，为避免船撞桥柱问题，宋廷一度听从一则馊主意，在汴河上架设浮桥，就是用竹索将船连起来代替原先有桥桩的平桥，然而“桥成未半岁，覆舟者数十”“经过之际，人皆忧惧” （《宋会要·方城》）。尽管如此，这时的宋廷仍没有看好虹桥，只是又将浮桥改回到原先的平桥，事故频繁依旧。
在北宋历史上，陈希亮是个口碑甚好的人物，虹桥在汴河上推广也得他之功。公元1041～1047年间，陈希亮为官宿州，宿州正临汴河，桥少不了要修。考虑到前任所修平桥“常损官舟，害人命”，他敏锐地感觉到，虹桥虽然造价是平桥的三倍，但无论是算经济大帐还是社会“政治帐”，这价钱都绝对值得，于是他率先仿照青州“飞桥”，在汴河上修造了第一座虹桥。
宿州不同于青州，桥下南来北往船只如梭。这一修，过往船户深受其惠，无不交口赞誉，影响马上扩大，最终也使宋廷深受触动，决计在汴河上推广虹桥。不久，“自畿邑至于泗流，皆为飞桥”（《宋史·陈希亮传》）。
尽管当年千里汴河虹桥无数，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找遍大江南北，竟没发现一座尚存的实体；虹桥的建造技术也长期被认为已经失传，进行试验性的搭建，也屡屡失败。难道《清明上河图》里的那个美丽倩影，真的跟随如梦如幻的大宋朝，已永远地在历史中消失？……
上苍似乎并没有那么吝啬。1980年10月，《中国古桥技术史》编写组的专家在浙南惊喜的发现，曾在盛行于宋时中原的虹桥技术并未失传，而是在那里得到了改进。在浙江泰顺，改进型虹桥共有15座之多！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资助下，当地工匠还特地在一条旱河上，示范性地搭出了一座临时虹桥。至此，所有关于虹桥的技术迷底全部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