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保“6”这一主题，中国经济学界近日展开了大讨论，此次新京报邀请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等多位经济学家就多个话题展开了探讨。基建投资还有多大空间？

　　陆挺：在投资率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速反射出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下降

　　对于基建投资，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不断下行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模型估算，使用各种各样的投资回报率，中国现在的投资回报率确实还比较高，尤其是考虑外部整体效应。但客观上要看，过去几年中国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投资回报率在下行。过去十年我国的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投资率）稳定在43%到48%之间，实际和名义GDP增速却不断下滑。在投资率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速反射出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下降。

　　资本回报率下行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潜在经济增长下降；其次金融资产尤其是银行资产质量的下跌，以宽松货币政策为基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刺激效果减弱，并可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缩小了下一轮政府扩张性政策的空间；最后是导致经常项目恶化，间接增加金融风险，也会缩小未来政策空间。

　　王勇：在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还有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

　　估算投资回报率我们需要突破单部门模型的思维，既有回报率低的产业和项目，也有回报率高的产业和项目。即使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在不少方面依旧存在短板。为什么我们一想到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只是“铁公基”？中国的基建投资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在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依然还有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

　　比如，随着创新重要性的提高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需要大力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但我们现在好的学校足够了吗、医院足够了吗、养老机构足够了吗、健康产业发展好了吗？与教育、健康、创新等人力资本相关的产业还存在巨大的不足。

　　实际上，随着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会不断出现，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很多新的产业并非需要自己创新，而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考虑防止浪费性基建的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机制保证在事前论证，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的流程尽量规范化、实质化、专业化。尽量减少低效率投资。正确估算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因为涉及公共品、耐用品、社会效益以及一般均衡效应，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很难，但别无他法，不能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