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风雨雨半个世纪 武汉大桥藏着故事
2012-09-17 来源：中国桥梁网整理
700多年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长途跋涉，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他以诗的笔调描述了他眼见的桥梁，南方运河上的石桥，北国莽原的拱桥。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为了建造这项前无古人的建桥工程，毛泽东亲自来汉给大桥选址，苏联专家来支援，调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可谓举全国之力。终于，迎来天堑变通途的这一天。
大年初三抵汉
毛泽东为长江大桥选址
在雄伟壮丽的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亲临视察。
1950年，铁道部讨论了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址方案。1953年2月16日深夜，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来到了阔别25年的武汉。稍作休整后，第二天，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几位领导人吃饭，席间谈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勘测情况。
18日，农历大年初五，雪后初晴，蛇山引来了不少游人，黄鹤楼下更是熙熙攘攘。这天，毛主席是听取武汉长江大桥的选址，并亲自踏勘线路的。
其实，这座黄鹤楼实际上并非真正的黄鹤楼，真正的黄鹤楼已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被大火烧毁，此楼名叫“奥略楼”，是清朝光绪34年湖北学界为旌表张之洞在鄂的德政而修建的。
毛泽东远眺滔滔长江和武汉三镇，时而沉思，时而微笑。突然，游览黄鹤楼的市民发现了主席，立刻掀起欣喜的狂潮，欢呼的口号震耳欲聋。好不容易“突围”出来，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笑着说：“真是下不来的黄鹤楼哟！”这笑语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那条桥址线是满意的——最终，成为现在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址线。
桥址方案曾有八个
墩难题险让龟蛇方案夭折
“当时的武汉长江大桥，并非一开始就选在龟蛇二山之间。”原中铁大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唐寰澄，当时负责大桥的美术设计，他透露，当年大桥选址方案有8种。
其中，专家倾向于3种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从武昌的凤凰山到汉阳的龟山；第二个方案是从武昌的蛇山到汉阳的龟山；第三个方案是从武昌的蛇山到汉阳的凤凰山（现汉阳莲花湖旁）。
根据基础施工难易、造价、保护文物等角度进行比较，这三种方案的“PK”结果：确定武昌蛇山到汉阳龟山的总线路，因为经过比较，这个方案的造价是最低的，跨江长度也是适宜的。
然而，一个意外的发现，几乎使这个方案夭折。
中铁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今年87岁高龄的殷万寿老人回忆，当时在勘探过程中，发现7号桥墩（从武昌方向数第二个桥墩）的地质结构比较复杂，正在破碎炭质岩上，水下还有有害气体。而大桥桥墩最初的施工方案是气压沉箱法——当时在水下40多米打桩，我国还没有现成的经验——不能打桩，而且不能打桩基。最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克服了这一技术难题，才使得工程顺利进行，也最终选定了龟蛇建桥的方案。
调集全国力量建桥
周恩来敲定成立大桥局
1954年1月，周恩来总理召集了政务院第203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定》，定下武汉长江大桥的清晰未来：桥型选为公路与铁路两用桥，公路位于上层，铁路双线位于下层。桥下净空，在最高通航水位以上18米。初步设计，工程总概算13500万元。
1953年，周总理召集会议，决定召集全国优秀人才，组建武汉大桥工程局。
1955年2月成立的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是茅以升。
殷万寿老人回忆说，他当时作为技术人员“加盟”大桥局。大桥局刚成立的时候，就十来个人，画个线路图，连个黑板都没有。
如今，这个局已经成为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以建桥“国家队”的身份，技术的中坚力量，活跃在中国内河、沿海，和国际建桥市场。
在建设南京大桥的时候，大桥局曾经将机关都搬至南京，还有将总部搬迁到北京的呼声。但由于总理敲定的大桥局当时就在武汉，因此以后的50年中，无论大桥局在全国各地承接了多少工程，依然难舍武汉情结，总部一直留在武汉。
工资是小米 设备是“万国牌”
毛头小伙敢和洋专家“叫板”
从1955年到1957年，长江上一项前无古人的建桥工程，在武汉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殷万寿老人回忆说：“我们国内根本就没在深水中修过大桥，上部结构还可以，一看水就怕了。岩土力学刚刚开始，怎样在深水上面建桥，完全是在实践当中学习。苏联专家给予了帮助，一共来了两批，共28人，组长是西林。”
方秦汉院士回忆说，那时技术人员的工资是每月60公斤小米，算下来不到10元钱。
殷万寿说，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修桥没设备，到杭州钱塘江大桥附近去找，看有没有可用的设备。一番寻找，还真有收获，找到两条吊船，还是当年美军撤退时留下的设备。此外，不少拖轮、驳船基本都是外国人留下的。
殷万寿对记者说，当时作为建桥演练，提前在汉江上修了汉水铁桥，也为了苏联的钢材能运到工地上。修汉水桥打桩的时候，苏联专家奥尼斯科夫定的是木沉井工艺，他那时也是技术人员，发现设计图稳定性不够，木桩下到水里容易倒，坚持不用苏联专家的方案。
在那个年代，殷万寿和苏联专家“叫板”的做法，无异于捅了马蜂窝。结果，殷万寿马上被停职反省。工人们继续按照奥尼斯科夫的设计图施工。谁知，第5号木桩打到水里，第二天就倒了，随后不得不采取修补工作。
殷万寿说：“后来，苏联专家的党小组组长宣布‘解放’了我，恢复原职后，苏联专家还专门邀请我在大会上作报告。”
通车前徒步走过大桥
毛泽东巧妙为大桥定色调
1956年，大桥施工期间，毛泽东多次来到武汉视察大桥工程，并在第三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气势磅礴的举世名篇——《水调歌头·游泳》。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又一次到了武汉，他却改变了原定日程——他要走过长江去！此时，武汉长江大桥已经建成，正在进行桥面装饰。
晚6时许，脚穿布履、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从汉阳桥头堡处走下车来，往正桥桥面走去。
沿途中，毛主席关切地问大桥局负责人：“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了吗？”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回答：“可以修了。”“真的可以修了吗？”毛泽东又追问了一句。“确实可以修了！”杨在田充满信心地回答。
毛泽东从桥上信步而过，看见有一排栏杆上漆着不同的颜色。大桥局负责人解释：“这是让武汉人民来挑选，看用什么颜色好。”毛泽东笑着称赞：“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嘛。”大家便问毛泽东哪一种颜色好。毛泽东笑着指指蓝天、又指指江水。大家明白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桥栏应选用与天、水颜色相和谐的色彩。后来，桥栏漆为银灰色，沿用至今。
长江大桥的诗人情缘
郭沫若临桥改诗了心愿
作为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也吸引了众多文人骚客。
1957年夏大桥通车前，武汉的几家报社去函向郭沫若约稿，他答应了并很快写出了那首《长江大桥》，由于仅仅是凭资料和想象写出的，所以显得有点空泛，但作为一首新诗，还是充满激情的，郭沫若为此深感歉意。
恰在此时，他陪印度副总统访问，于9月27日到达武汉，一下机即奔向武汉长江大桥。他的心立刻为大桥的壮丽所震憾。他表示，对已发表的那首诗不满意，要重新改写。果然，当天，他将诗改好，后来又写了一篇诗一样的散文——《永远的纪念》。
“每当夜幕垂空，人们在桥上低回，武汉三镇的万家灯火，遍地明辉”这样的句子，可与他早年的名诗《天上的街市》媲美。
比起新诗来，写武汉长江大桥的旧体诗词可能数量更多些，其中，毛泽东的词《水调歌头·游泳》（初稿名为《长江》），更是让“万里长江第一桥”名噪天下。
墓碑上镌刻武汉长江大桥
苏联专家西林一生的自豪
在莫斯科古老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有这么一座墓，墓穴四围是一圈铁栏杆，墓穴上竖着一块黑色的花岗石墓碑，墓碑正面是墓的主人微笑着的肖像，墓碑背面是镌刻的雄伟壮丽的武汉长江大桥图。在墓穴里长眠着的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工程科学院院士、著名桥梁专家、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时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康斯坦丁·西林。
西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就投入到了战时桥梁的建设和抢修中，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刻赤海湾都留下过他的身影。1948年，他来到中国，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铁流，由东北到华北，由华北到中原，由中原到西北，抢修和架设了一座又一座桥梁。新中国一建立，他就作为铁道部的顾问，参与了若干条线路和不少桥梁的建设。被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专家组组长后，他倡议采用大型管柱结构基础，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
1993年5月，他又来到了武汉。当时武汉长江二桥正在建设中，他已是80岁的老人了，虽然背有点驼了、头顶全是银发，但仍精神焕发、满面春风。他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他由衷地说：“过去，我们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你们是我们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