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境内秦直道遗址
陕西太白县的“五尺道”遗迹
约旦古城杰拉什中的罗马大道
今天国人去欧洲、西亚或者北非旅游，常惊叹于古罗马大道的遗迹。不过同时期的中国，也一样有庞大的道路工程，规模之巨，工程之难，辐射之广，皆可与罗马等量齐观。可见，2000多年前东西方的两个大帝国，虽然交往不多，思想不同，语言各异，但在激烈的对外征伐攻取之余，都闷头干了同一件事情—修路。
文、图：卜松竹
东西方的“同”与“不同”系列报道之二·古道
鄂尔多斯：
秦直道重现真容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有一条古道，其北起达拉特旗高头窑乡吴四圪堵村东，南至伊金霍洛旗的掌岗图四队，南北纵贯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近一百公里。这条道路是内蒙古博物馆文物专家田广金等人在1974年发现的，经确认，它是秦直道遗址。1975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的《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首次把这一被历史湮没两千余年的世界最浩瀚道路工程的真实面目披露在世人面前。
重庆交通大学交通文化与美学研究所教授谢怀健认为：“用道路历史文化的视角来比较东西古代道路，真正具可比性的，大约只有代表西方道路文化的古罗马军用大道及在该道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古代道路体系和代表东方道路文化的中国秦驰道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驿道系统。”与欧洲各国对罗马道路遗迹的重视和开发不同，中国目前虽然秦汉时期延续下来的古道遍布全国各地，但得到充分发掘、整理和开发者，并不算多。因此对于多数国人来说，它们可能也是比较陌生的。
秦始皇嬴政以无可匹敌的气魄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国家级道路系统的布局和建设。不管你是否赞同他以举国之力推进的这些堪与长城媲美的超级工程，他所搭建的“国道”网络，不仅是当时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工具，而且成为后世路网的核心骨架。
经过2000多年，秦汉古道的绝大部分路面遭到破坏或者掩埋，但留存下来的仍有不少。在以煤炭著称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柴登镇境内，我们可以找到目前发现的“秦直道”遗迹中保存最好的路段之一。
秦直道遗迹途经的地区，今天多属高丘陵地区，地势延绵起伏，高差较大，沟壑纵横。为减少道路的起伏高差，凡直道所途经的丘陵的脊部，绝大多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凿，置身直道上分别向南、北眺望，均可看到一线相通的数个由于开凿而形成的位于丘陵正脊部位的豁口，或位于坡脊部位的半豁口。位于丘陵正脊处豁口的宽度一般为40~50米左右。凡直道途经的丘陵间的凹部，绝大多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填垫，填垫部分的路基底部最宽者约60米，顶部宽30~40米，残存最厚的垫土现今仍达6米以上。路基垫土多就地取材，将开凿豁口所得红粘土及砂岩的混合物移至丘脊两侧的低凹处，或将坡脊上端的堆积移至下端。路基层层填垫的痕迹清晰可辨，虽未发现夯筑痕迹，但仍十分坚硬。如今秦直道所经之地，凡填充部分，在常年雨水的侵蚀下，绝大部分已被冲刷掉，形成较大的沟壑。开凿处则多数保存较好。由于挖、凿而形成的豁口虽经两千余年风雨仍清晰可见，延绵不绝，雄姿犹存。
鄂尔多斯境内的这段秦直道遗迹已在2003年左右得到开发，建起了遗址公园、博物馆以及一些景观和休闲设施。但是多数的秦汉古道遗迹，仍然在静静地等待着人们的探访。
秦直道：最宽处100驾马车可并行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专家秦筑撰文指出：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同时，为抗击匈奴，修建“直道”；为征服西南夷，得巴蜀富庶之地，修治“五尺道”；为遏止岭南，平定南越，修建了穿越五岭屏障的“新道”—“就这样，伴随着征服与扩张，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便达全国的陆路交通网络，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得以形成”。
秦驰道担任了当时全国高速交通动脉的作用。据此推测驰道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路宽50步，约合70米；路基高出两侧地面，以利排水，并用铁锤夯实路面；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为行道树。除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两边还开辟了人行旁道；每隔十里建一亭，作为区段的治安管理所和邮传交接处。秦驰道由咸阳向东作扇形展开，东北可至冀北一带，东可至齐鲁一带，东南可至苏、浙及鄂、湘、皖一带。如今，在内蒙东胜、陕西咸阳、河北井阱等地都有秦驰道遗迹。
前文所述的秦直道，则是专为对付北方匈奴而修筑的一条军事要道。大将蒙恬督造了这条长约700公里的直道，动用40万人力，5年才告完成。直道经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抵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将京卫和边防贯连。秦筑说：“如果说长城是一面盾，那直道无疑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剑。一旦边事告急，秦的骑兵从咸阳出发，三天即可驰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直道在长城之内的路面宽60米至80米, 长城外的路面最宽达164米，可供100驾马车并排行进，其宽度是今天世界上任何高速公路都望尘莫及的，可谓世界上最早、最长、最宽的超级车马路。
这一时期路网中与广东最密切相关的，是凿通南岭的道路。根据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元林教授的说法，“秦两次修南岭峤道，两汉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道路， 使南岭陆路和水路平整顺达，为岭南与岭北的各项交流奠定了基础。”目前相关的遗迹在广东境内还能看到南雄梅鋗城、仁化城口“西秦城”、乐昌乐城镇梅花头建筑遗址、阳山县秤架古道、连县的星子古道等。
罗马大道与华夏古道：
各自隐喻国家精神
无论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多大，在面对类似的需求时，常常会“殊途同归”地采用类似的解决措施，并因此形成相似的形态特征。道路或许也是如此。
公元前312年，为适应版图扩展的需要， 在监察官阿庇乌斯的主持下， 罗马人修筑了第一条高水准的罗马式道路—阿庇乌斯路。这条大道从罗马南下直达意大利工业中心卡普亚。到公元前2世纪， 罗马陆续建成奥莱丽亚、拉丁大道等几条大道。罗马用道路和意大利各地、英国、西班牙、小亚细亚部分地区、阿拉伯以及非洲北部联成整体， 以29条干道为主体， 共有约320条联络道路， 总长达到7.8万公里。有这么多的高水准道路通向四面八方， 所以也就留下那句“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
谢怀健指出：从修建的时期来看，古罗马军用大道前后修建了约五个世纪，秦汉时期对驰道的修建，时间延续也是达数百年；从道路的规模和长度来看，罗马大道总里程约8万公里，秦代道路里程也达到约12000多公里，到汉代更延伸到约15万公里；在工程技术和景观方面，两者都以道路平直，路面宽阔和种植行道树为特征。
在工程技术远不及今天的古代大帝国中，耗费大量资源修建的高水准道路的首要功能是为军政服务，因此都产生了一些长途跋涉的惊人纪录。罗马大道驿站站距一般为40~50公里，传令兵每天至少走90公里， 紧急时则日夜行走200多公里。公元69年，一个传令兵只用9天时间便从德国西部直赶罗马， 行程2100公里，据称这项人马长途跋涉的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中国驿道以西汉的情况看，“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传”，也差不多。而有记载可查的记录距离是：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500里（约250公里）。
不过中国的古代道路系统的一些特色，是西方道路没有的。谢怀健指出，这些特征包括“亭”、“牌坊”和“关”。亭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政府管理制度，同时也是人们为了满足迎来送往的情感需求，在道路建设中兴建的一种附属设施，而古代欧洲道路却没有这样的设施。
中国牌坊宣扬与彰显的主要是古代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与道德追求，对内而言，产生的是渲染与教化功能，对外而言，展示的是怀柔或同化功能；凯旋门弘扬的则是西方文化中崇尚的武力征服的一面，在内在作用上，它推崇和强化了军事历史教育，是一种武力炫耀与威慑。
关是古代中国人将军事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统一建造的道路景观体，与西方城堡式建筑与道路分离完全不同—这或许可以从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高度统一的制度文化和特有的“天下观”政治文化中找到答案。
因此，道路就不仅仅是道路，它还内涵着古代的国家文化价值取向，隐喻着国家的精神价值和伦理道德。
五尺道
五尺道因是在峭壁上凿孔架桥为道，处所险厄，道宽只有五尺，所以称为“五尺道”。秦筑指出，早在秦惠王时，为克服秦岭的阻隔，打通陕西到四川的道路，已开始修筑褒斜栈道。人们首先是采用古老原始的“火焚水激”的方法开山破石，然后在崖壁上凿成30 厘米见方、50 厘米深的孔洞，分上、中、下三排，均插入木桩。接着在上排木桩上搭遮雨棚，中排木桩上铺板成路，下排木桩上支木为架。“五尺道”的修建使秦朝的政治影响能直接深入到“西南夷”的中心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