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昌明，交通肇事案才不需“一波三折”
2015-07-01
6月29日，南京警方通过官方微博通报，6月20日，驾驶宝马撞散马自达轿车，且事发后弃车逃逸的犯罪嫌疑人王季进被提请批准逮捕。经鉴定，车辆通过事发路口时行驶速度为195.2km/h。
这起发生在端午节的车祸,在信息传播中可谓一波三折。
中新网当天的报道称，记者从警方获悉，被抓获的逃逸肇事嫌疑人许某某没有行驶证、没有驾驶证，同时，警方在肇事车内搜出“冰毒”，肇事嫌疑人许某某疑为毒驾。
次日，《扬子晚报》的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说法称，当时目测宝马车时速起码在100多公里以上。有目击者称，看到肇事的宝马车司机竟然爬出车后，跑离了现场，一会儿就不见了。
6月21日，警方公布的信息称：肇事嫌疑人不是中新网所报道的许某某。真正的肇事者是35岁的江苏靖江人王季进，他是被警方“找到”的，而不是“抓获”的，而且经调查和鉴定，排除王季进酒驾、毒驾嫌疑，王季进所持驾驶证在有效期内；车内也没有什么“冰毒”，只是玉米粉。
一天之内传出如此多相互矛盾的信息，致使公众对这起车祸充满疑虑。这种疑虑不难理解。在今日中国大陆，交通肇事案很容易成为检验社会法治成色的标准之一。典型如2009年的杭州“七十码”飙车案、2010年的西安药家鑫案以及保定李启铭驾车撞人案（“我爸是李刚案”）均在当年掀起巨大的舆论波澜。
这些案件都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肇事者一开始就被认为有权贵背景，要么是权力部门或官员的子弟，要么是富人家的孩子。二是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传出相互矛盾或前后不一致的信息，被认为存在枉法断案情形。
南京宝马撞散马自达案件，在舆论上同样具备上述两个特征，譬如，在信息传播中曾经出现过一个“许某某”，一度还传出过肇事者被“调包”的说法。
交通事故每天都在发生，但涉及权贵，公众的警惕之心就会陡涨数倍，如果警方由于种种原因，公布的信息给公众留有“想象空间”，那么“枉法断案”的帽子几乎就妥妥地开始飞翔了。
公众的这种认知，并不能全部归于“仇官”、“仇富”等情绪发作，过去相当长时间乃至历史的朴素经验告诉他们，一般来说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和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更容易获取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资源；而如果肇事者一方符合这样的条件，官司的胜负基本上就定了。
这种“朴素经验”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它就是不少人对中国大陆法治现状的基本认识，也是一种认知结构。遇到类似事例，总是先拿这个认知结构套一套，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警方公布的信息存在问题，那就算是“坐实”了这种认识。
这种认知结构最适合用来分析交通肇事案：肇事者的个人信息通过车牌查询可以很快获悉，且作案工具—汽车的价值几何一望而知；案件发生现场往往有很多目击者，社会评判的形成远远早于警方的专业调查和法院的判决。
公众的这种“自行审判”，从正面讲，对司法当局是一种有力监督；从负面角度看，则被认为可能造成舆论干扰司法，典型如药家鑫案，就被认为存在这种问题。
而无论是正面的监督还是负面的干扰，如果舆论对每一件类似恶性交通肇事案的公正处理都保持高度疑问，案件调查审判都被舆论所推动，那么只能说明法治建设还在路上。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