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气候变化令中国南方进入高速发展
2015-07-18
8世纪中叶后北方气候转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图片来源：Gettyimages）
“凤岭古港”牌坊
程洋岗村有1000多年历史的商业老街
历史上，气候变化导致黄河河水多次泛滥，图为1938年的黄泛区示意图。
“寻找中国气候遗址”系列之三
韩江流域
从很多方面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古代中国发展到阶段高点开始滑落的转折点。除了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外，亦有专家认为，8世纪中叶气候有一个由暖转冷的过程，气候转寒造成北方游牧民族生存压力增大，其纷纷南下入主中国北方建立区域性王朝，安史之乱就是这个南下进程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经过南宋12世纪的再一次寒冷突变后，北方游牧民族则开始了入主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历史。
而随着游牧民族对中国北方的控制，南方的开发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气候的变化是中国南方进入高速发展期的重要推手，也对中国古代海洋经济的发展居功至伟。它还在不断改变着南方地区的海陆面貌，从而改写了很多城市的命运。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卜松竹
澄海县洋岗村：
一个沿海古港的地理变迁
广东澄海县莲下镇程洋岗村，是韩江边上一个古老的村庄，至今已经有7000年的人类活动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依托韩江及滨海之便的程洋岗航运的繁荣，带动了整个区域商业、服务业的发达，也形成了附近最为名声显赫的商业区。
沿着村口“程洋岗”的牌坊入村，很快便可以来到已有1000多年历史的商业老街。由永兴街、新兴街等组成的商业区现今仍是村中的市场，曲折狭窄的街巷两侧，士多、小食店、小超市鳞次栉比，与街道两边“遵古法制”、“源和”等铺号牌匾自然地融为一体，让人可以想象当年的繁盛景象。虽然已经是下午时分，客人不多，但从店铺中丰富的货品中仍然可以知道，这里的日常交易还是很活跃的。
村中长者，亦是村史和当地文化史专家的原澄海博物馆馆长蔡英豪告诉记者，永兴街自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就已存在，最初只有一条小街。随着程洋岗航运的不断发展，规模渐次扩大，逐渐形成了“之”字形的市场网络，至今这一格局仍然未变。鼎盛时铺户有200号，除小商、摊贩外，正式商号就达116家之多。程洋岗的商业老街，在粤东一带声誉极响。
唐宋时期，“凤岭古港”在程洋岗兴起。这也是自然地理改变人文地理的一个例证——在当时潮汕一带发达的手工业推动下，加上作为中国外销瓷重要口岸的潮州的海岸淤积，原来位于潮州城外的货运码头逐渐转移至程洋岗。蔡英豪说，唐宋时期的程洋岗，村前村后有两个船坞，在潮州生产的瓷器，由小船沿韩江运到村中，装上远海航行的大船；进口的货物也是在此由大船分装至小船，然后沿内陆水道运往潮汕各地。当时从程洋岗出发的海船，一路是北上抵达河北、山东、日本等地，一路是向南，下南洋诸国。村子周边瓷窑林立，仅发现的遗址就达17处之多。一直到明代，这里都是亦商亦盗的海商们的重要根据地。但现在走在程洋岗村边的韩江边，已经难以见到旧时千帆竞渡的壮观场面。从福建一路奔流而来的浩荡韩江，在我们的眼前显得有些波澜不惊。
程洋岗村口外的宽阔公路，以及越过公路之后继续延伸的大片土地，都告诉我们，海离这里已经比过去远了很多。但“凤岭古港”的旧貌仍然可以从一系列考古发现中寻觅：1950年，在古港东南面管陇村打索铺发现缆绳工场，规模很大，遗址达五六千平方米，并出土大量巨缆，“有拳头大，碗口粗”；从1946年起，村中多次发现大船桅；1958年~1960年，古港边沿还发现大批宋瓷片及船板。
气候变冷
让开发南方的需求上升
程洋岗的崛起是唐宋时期中国南方加速开发的一个代表性的细节。让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当时的气候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当代人对于古代气候变迁的判断，只能通过文献中对于物候的记载，以及各种科学手段获得的诸如花粉、年轮等资料的变动情况来推测。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综合各方专家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些有趣的细节：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北界比现在高2个纬度，由此可推论当时长江上游地区年均气温比现在高1~2度左右。唐代成都有荔枝生长，但南宋就没有了。唐代成都有木棉生存，不论这种木棉是木棉属的木棉或是棉属的树棉，都是一种喜温暖的植物，今天成都这两种植物都没有自然状态的生存，可说明唐代成都气温应比现在高。据《新唐书》和《蛮书》关于云南柘蚕生长期来看，一般是正月生而二月茧。蚕对温度要求十分高，月均温低于20度便可能受到影响，最适温为16度到21度，气温降到7.5度以下便进入休眠状态。这样可以看出蚕的适温期比现在提早许多，说明当时云贵高原年积温比现在高。云南一些地方唐代水稻是阴历三四月播种，八月收获，而现在这些地区是阴历四月底播种，十月才收获，可见现在水稻生长期推迟并拖长，说明现在云南地区一定时期内活动积温下降，可供作物生长的时期缩短。
温暖的气候为隋唐前期的中国国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矗中唐以后，气候逐渐转为湿冷。不仅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动力不断加大，而且相对较多的降水量被一些专家认为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河河溢次数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河患频繁更使唐代王朝疲于奔命，国力耗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地区经济日加衰落，各种矛盾尖锐，这无疑使唐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削弱。而在北方的压力下，南方开发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得到重视。
一般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的基本格局奠定于南宋。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受气候恶化影响，加以天灾人祸的相互作用，人口发生多次大规模南迁，使南方逐渐取代北方成为新的全国经济重心。公元11世纪后气候的变冷加速了人口南移与南方经济的开发，气候转寒偏干或许有利于改善江南地区过度潮湿的环境，利于围湖开垦,而北方移民带来的较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多样化及手工商业的发展，诱发宋代经济革命的产生。
近一千年的相对冷期与中国的“衰落”同步
蓝勇等还进一步指出，最近的一个千年中国气温较上一个千年相对偏冷。而五代以后，北方民族辽、金、蒙古、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特别是大一统的政权，与这个气候趋势存在着同步性。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入主中原后其核心区也越来越靠近东部。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则由黄河流域中下游转移到东南地区，“这是东亚大陆气候大陆度增大而季风影响退缩背景下的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历史地理轨迹”。
中国经济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是重要因素之一。明朝中期的经济萧条、北朝市场经济的衰退也与气候的变冷及其带来的灾害增加密切关联。
应该看到，在近一个千年中冷暖虽然有反复，比如12世纪之前的“中世纪温暖期”对北宋和元代的繁荣提供了便利，但经过12世纪的寒冷突变，古代中国的总体趋势仍是走向衰落。蓝勇认为，从长时段来看，虽然宋代及以后的历代的综合国力绝对值强于汉唐，但历代的综合国力在世界范围内地位却走上了下降轨迹。“这种现象正是与中国近2000年来后半段的寒冷气候同步的。唐代中叶的气候突变及安史之乱是这种大演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