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研团队心驻冻土 天路接力
2018-11-23 来源：中国交通新闻网
6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解放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打通了青藏公路、川藏公路两条进藏天路。从此，如何让这两条等外公路更加安全、通畅，满足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成为公路人矢志不渝的使命。然而，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是人迹罕至的世界屋脊，桀骜难驯的高原冻土顽固地阻挡着公路人将等级路修到雪域高原的步伐。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简称中交一公院）三代冻土科研工作者，在生命禁区攻克高海拔低纬度多年冻土区修筑公路工程的世界级难题，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中的多人长期饱受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折磨，甚至有人长眠高原。40年风雪兼程，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研团队用生命和智慧谱写出一曲天路传奇。
冻土公路技术支撑了青海共和至玉树高等级公路的建设。
打通第一条穿越高原冻土区的二级公路
以朱学文、武憼民为代表的第一代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研团队，在多年冻土研究的未知领域点亮了第一支烛火，在无数次的尝试与突破里，完成在冻土区铺筑沥青路面的科研使命。
高原冻土是一种对温度极为敏感的土体介质，冬季结冰状态下的冻土，会随温度降低发生剧烈膨胀，在路面隆起一片片冰丘，叫冻胀。到夏季又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融化，路面积水，叫翻浆。一次次的冻胀与翻浆，导致路面塌陷、下沉、变形、破裂，车辆无法通行，这条先烈们用汗水和血肉修筑的青藏公路，难以充分满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了保障青藏公路畅通无阻，原交通部于1973年成立了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学研究组，任命当时的交通部公路科研所高级工程师朱学文为第一任组长，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中交一公院的前身）高级工程师武憼民为副组长，带头研究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沥青路面修筑的技术问题。
1973年5月，青藏高原迎来了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研团队的第一代工作者，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有民谣这样唱：“上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对冻土区的研究就在强烈高原反应的头晕目眩中展开了。
每天，武憼民和同事们都会沿着青藏公路记录下观测点的地温、冻胀、融沉等数据。在最原始的测量条件下，他们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仪器设备跋山涉水，刚被暴雨浇得全身湿透，又被卷着雪花的凛冽寒风冻得无处藏身；刚被骄阳晒得满脸通红，又被冰雹砸得钻到卡车底下。风太大，他们就将仪器脚架放低，跪在地上读数据，一米一米地测量沥青路面的变化。为了摸清公路的整体强度，他们利用运煤车测试路面弯沉，每天往返于五道梁至昆仑山垭口200多公里路段的近千个观测点之间。那时候，没有高压锅，饭煮不熟、水烧不开，只能把冻成疙瘩的冷馒头在怀里捂一会儿，就把雪啃着吃。就这样，他们在满眼荒凉的青藏线上连续观测了5年，为多年冻土地带修筑公路的科学研究积累了第一批宝贵的原始数据。
之后，武憼民继续担任了1979年至1984年第二期科研组的组长，研究青藏公路地下冰分布规律、路基稳定和桥涵管理等问题，这一期的研究成果《青藏公路多年冻土地区黑色路面修筑技术》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正是在这些成果的支撑下，人类筑路史上第一条穿越高原冻土区的二级公路打通了。
无数次上下高原，武憼民的呼吸系统受损严重，肺癌压垮了他曾经健壮的身体。但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病床上说：“等我身体好点，还要再上青藏高原看看。”武憼民没能再走上青藏高原，但他的足迹永远刻在了高原上。
坚守是代代相传的誓言
众所周知，冻土研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代代研究者接力完成。在中交一公院冻土研究梯队里，汪双杰、章金钊既是第二代研究团队的中流砥柱，也是开启并带领第三代研究团队的技术导师。在前辈付出毕生心血的基础上，他们奋勇前行，在冻土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先后填补多项国际、国内技术空白。
中交一公院寒区道路工程研究所所长章金钊是武憼民的徒弟，1988年走上青藏线的他，参与了武憼民带领的1985年至1999年第三期科研组。因为吸热的沥青路面相当于在冻土上加了吸热器，冻土导致的公路病害不断出现，第三期科研组主要探索工程病害的解决方案，延长道路使用寿命。虽说生活条件已不像当初那么原始而艰苦，观测勘察的仪器设备也更加先进方便，但高原的气候依旧“任性”。
不过这些还不足以撼动第二代冻土科研人的坚守。章金钊的妻子李炜记得，当时丈夫的很多同学都离职去了深圳创业，丈夫却不为所动，依然一年将近300天驻守在青藏线与冻土为伍。2013年10月，年仅55岁的章金钊突发心脏病离世，就在不久前他还跟妻子合计：“等我不忙了，就带你出去转转，好好陪陪你。”言犹在耳，人已西行。
汪双杰是青藏公路多年冻土科研团队第四期的核心人物。2002年，他担任西部项目里最大的项目——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成套技术项目总负责人，每年都要去青藏线，布置实验方案，现场踏勘测量，并进行病害整治的现场施工指导。他说：“青藏公路的病害整治研究，跟给人看病一样，你要先望闻问切，找准病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冻土研究必须要现场钻探，现场解决问题。”
虽然那时汪双杰每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元，但他始终把坚守高原、甘于清贫视为对国家的感恩和对交通运输事业的热爱，在他的带领下，科研团队一方面继续对青藏公路多年冻土展开深入研究，一方面集成了“多年冻土区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将数百名科技工作者34年的科研心血加以集中和升华，形成了《多年冻土青藏公路建设和养护技术》。时隔20年之后，他们的研究成果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国冻土研究水平走到了世界前列。
在高原低温环境下研讨是家常便饭。
创新是流淌的基因
时间进入21世纪，一批新鲜的血液补充进了这个已延续30年的冻土科研团队，他们大多是“70”末甚至“80”后，很多人毕业不久就上了高原。现任中交一公院寒区环境与工程研发中心主任的陈建兵，更是直接在青藏高原完成了入职报到。
走上青藏高原，仿佛与世隔绝。还记得2002年，那时青藏线沿线没有通电，只有一台发电机提供做饭和研究用电，到了晚上早早就停电，手机完全没信号，只能当表用。对他们来说，原本五彩斑斓的世界只剩下孤独。
冻土工程研究不是那么容易出成果的项目，需要时间的积累。多年冻土变化相对较慢，一组数据的收集和比较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研究周期很长。也许，一个人倾其一生，也只是参与了其中一个积累的过程。渐渐的，他们浓密的黑发变少了，体检表上的血黏度升高了。“我们才二三十岁，前辈比我们苦多了，我们叫不出苦，只有咬牙坚持。”陈建兵说。
公路人的真心付出赢得了西藏各族群众的真诚相报。陈建兵的同事金龙回忆，有一次在沿线观测，突然下起雪来，他们自己的车又不在附近，只能想办法搭顺风车回家。但在高原上搭便车不是件容易事，好不容易等来个牧民开着拉砖车经过，但因为语言不通，只能连比带划说。牧民同意送他们一程，可到达目的地之后，牧民一句话没说掉头开车沿着原路回去了，那时他们才知道，这不是顺风车，是牧民专门把他们送回来的。前辈说，因为看到他们在修路，当地老百姓才会这么做。于是在复杂的数据和持续的观测里，他们懂得了坚持的意义，也懂得了责任的重量。
如今，这个年轻的团队又把目标瞄准了在多年冻土区修筑高速公路的难题。2016年，以中交一公院为依托的“高寒高海拔地区道路工程安全与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获科技部批准开始建设，这是我国唯一一家以企业为依托研究高原冻土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重点面向青藏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和保障研究。2017年2月27日，由交通运输部组织实施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高海拔高寒地区高速公路建设技术”项目7个课题顺利通过专家验收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该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青藏高速公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不仅如此，项目系列研究成果已经支撑了共和至玉树高速公路等其他冻土高速公路的成功建设。
但更大的挑战还在等着他们，格尔木至拉萨段的青藏高速公路气候条件更加恶劣，冻土生态更加脆弱，未来，这支有着光荣传统和创新使命的团队将在攻克冻土高速公路施工过程控制、桥头路基稳定、大断面冻土隧道稳定控制等尖端领域开展持续研究，朝着他们的目标不断迈进！
□短评
树起公路人不倒丰碑
接受过藏民无言的帮助，才理解先辈们将公路修上多年冻土区的执著；体会过手机只能当表的寂寞，才懂得为了事业要放弃什么；遭遇过无数次科研的挫折，才学会了静下心来淡定平和。中交一公院三代研究者前赴后继，矢志不渝，为解决冻土区公路建设的难题，在高原上奉献青春乃至生命。
捧雪邀明月，踏歌伴星旋。他们克服了高原冻土研究等一道道世界难题，创造了高海拔高寒地区公路建设的一个个奇迹。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工程建养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填补了世界上该技术领域的空白，确立了我国在高原多年冻土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为西藏地区经济建设与祖国内地同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促进了藏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
两千里路云和月，四十春秋风和雪。薪火相传的三代冻土科研人留下的，不只是几辆卡车也拉不完的数据资料和拿下一项项桂冠的科研成果，更是一部筑路史诗和藏民心中为公路人树起的不倒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