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已到2012年,母亲去世已20年,父亲去世也13年了。感谢同济大学桥梁系在同济桥梁专业成立60周年和父亲周念先百年诞辰之际,让我们有机会同聚一堂怀念先辈。
回顾父亲的一生,从少年起靠自己努力奋斗,成就学业,之后教书育人,笔耕不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作为子女,且与父亲从事领域不同,无法在学术上评述。但在与父母相处几十年中,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回忆起一件件往事,深感父亲对子女的疼爱、关切和尽心尽责的培养教育。
父亲生于民国初的1912年,我的祖父常年在外教书,贤惠的祖母早逝,继祖母染上鸦片毒瘾,对前妻遗下的子女更是漠不关心,所以父亲的童年暗淡无光,后来他常羡慕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特别是有一个好母亲。
父亲在家常说起他小时候家里穷,到了冬天还穿不上棉裤棉鞋,冻得瑟瑟发抖。家里揭不开锅就让他去做盐商的二伯父家借钱。伯父喜欢下棋,为让伯父高兴,爸爸自己在阁楼上摆棋谱,钻研棋艺,和伯父下棋时,既能让伯父赢,又要不露痕迹。他伯父见他去了总很高兴招呼他：“小七子,又来下棋啦!”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那时父亲才七,八岁。但是这让生性倔强好胜的父亲深感屈辱,他立志要发奋读书,重振家门。
到父亲小学毕业时,为减轻家庭负担,祖父与继祖母商量要送父亲去布店当学徒。父亲知道后非常不甘心,就向他父亲保证,考中学得第一名就可以免学费继续升学。就这样,父亲上了震旦附中,后来到上海读了震旦大学,直到去法国国立路桥大学留学,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全免学费上学的。父亲聪明好学,勤奋努力。震旦大学是教会学校,教师都是神职人员,满分给20分——那是上帝的,学生最多得18分半。有一次父亲得了19分,因为他答得太好了,老师格外嘉奖。好像是一道理论题,父亲把自己课外了解的实际经验结合进去,回答非常完美。在法国留学时,国内有时不能按时寄去生活费,父亲节衣缩食,仍用功读书,取得很好的成绩。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毅然回到祖国,去大后方云南修路筑桥。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并于1942年结婚。母亲葛守善也是自幼丧母。母亲从小上寄宿学校,也少有家庭温暖,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认识父亲时在西南联大当助教。婚后因家中子女多,一直没有参加社会工作,但解放后她用自己深厚的外文基础帮助父亲查资料,翻译专业书刊,做了一般家庭妇女不可能做的许多事,是一位众口称赞的难得的贤内助。
1943年哥哥世忠在昆明出生,1946年父亲参加滇越铁路的修复工作,所以我出生在越南河内,五十年后我有机会去越南,还到过我出生的医院。1947年父亲在上海工部局任工程师,并在震旦大学兼任土木系教授,同年大妹周薇出生。1949年父亲随工部局迁到台湾,小妹周兰生在台北。1950年外祖父一家在香港,我们全家也去了,那时外祖父准备把几个女儿都送到国外,但父亲一则听我早已参加革命的姑妈劝说,想回大陆,一则当时香港经济萧条,父亲又失业,他不愿拖累外祖父,1951年我们全家又辗转回到上海。从此妈妈与外祖父天各一方,再也未能见面,外公在来信中总是祈求上帝保佑我们全家。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爸爸从震旦调到同济大学,那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记得同济新村周围还很荒凉,我们上学都要穿雨鞋,不仅路上泥泞不堪,厕所地上都是水。唯一的商店就是新村合作社,以后才渐渐有大门口的几家小店铺。在我的印象中,爸爸除了去学校上课,开会,作报告,在家里总是埋在书堆和纸堆里,他用一张书桌不够,还让妈妈再给他加一张方桌,两张桌子都堆满了各式中外文厚厚的书籍杂志和稿纸。那可是爸爸的宝贝,不但严禁我们翻动,连妈妈为他整理一下都不行,所以爸爸的书房是我们的禁地,爸爸在家备课写东西时我们都要保持安静,唯一的例外是妹妹薇薇练琴,可能爸爸已习惯于听着琴声思考问题了。
五十年代初,可能是这一代海归老知识份子生活最安定,出成果最多的时期。我们不止一次听父母回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人人精神振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合力搞建设的景象。妈妈自学了俄语,还翻译了科技资料。在父母合作翻译桥梁专业著作时期,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字斟句酌,相互切磋的情景,令我们至今难忘。父亲工作极为认真,有时妈妈都说他认真“过了头”。有一次爸爸回家对妈妈讲,一个学生考试他给判了59分（100为满分,60分及格）。妈妈说就差一分,给个及格算了,高抬贵手,何必那么认真！爸爸却说我给他59分已经客气了。不知这个学生是否还记恨老师？
1956年夏,同济教师轮流到杭州休养,放暑假我们在屏风山疗养院尽情玩耍,爸爸妈妈却抓紧时间为译著定稿讨论研究,妈妈说翻译一定要做到“信、达、雅”,不仅要忠于原文,还要文辞畅达,流利通顺,表达上有文采,简明优雅。爸爸的法语好（在他病重时,睡梦中都说法语。爸爸曾与法国总统希拉克晤面,希拉克惊叹爸爸的法语,时过半个世纪还是这样严谨和流利）,妈妈的英语好,他们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既为生活伴侣,又能在事业上相互帮助,而且在精神上相互慰籍,也成为我们日后选择配偶的楷模。爸爸不仅自己对工作认真,对我们子女的工作也同样重视。“受惠”最多的当然是哥哥,他继承了爸爸的事业,也选择了造桥,就连哥哥的儿子——爸爸的孙子也在造桥（小名桥桥）,后继有人使父亲深感欣慰。当然爸爸还有众多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都在为祖国的桥梁事业挑大梁。
1960年我考上复兴中学高中部,也许是入学成绩好,老师指定我当学习委员。可我从来没当过班干部,不懂得如何开展工作。爸爸教我设计了各种表格,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用填表的方式调查每个同学的学习、休息和睡眠时间,组织兴趣小组,帮我打开局面,虽然成效有限,但爸爸的认真帮助,让我这个一筹莫展的“小干部”一直心存感激,未能忘怀。
我大学毕业在工厂工作几年后,调到山东一所中学教数学和化学。开学前回上海探亲,爸爸执意带我到同济大学的梯形教室,让我面对他这个唯一的“学生”讲第一节课。试讲之后爸爸给我提出需要改进的几点具体意见,同时还为我记下各部分所用的时间,指出应当如何控制一节课的总体安排。面对爸爸这个大学教授我很紧张,但有了这一次试讲,回到山东正式上课时我从容不迫,充满信心,是爸爸帮我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很严格,但也很有智慧。记得我小时候,大约才8岁,要过年了,妈妈让我到新村门口的合作社买瓶葡萄酒。我把三块钱放进大衣口袋里就出门了,可是到了合作社却怎么也找不到钱。回到家里我很害怕,妈妈让我把口袋翻转过来,发现口袋底部有个洞,原来钱从洞里漏掉了。爸爸却并没有责怪我,但为了汲取教训,让我把家里的破袜子都找出来,补上一个洞记一毛钱。衣服上的扣子掉了,钉上一个记五分钱。直到我攒够三元钱,家里的袜子扣子也差不多都缝好了。这种“惩罚”不仅使我们（也教育了其他孩子）懂得金钱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也使我的缝纫手艺得以长进。我们全家聊到这件事,都深感爸爸教育子女有方。
父母也用各种办法激励我们努力学习,热爱读书。亲戚朋友来访,送孩子们的礼物都是书,我们几个还利用客厅一角的一排柜子办成小图书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希腊罗马古代神话”,以后的各种中外名著,都是我们的最爱。妈妈还时常给我们讲“小海蒂”,“苦儿流浪记”,“大卫．科波菲尔”等许多故事,也教我们背唐诗,读“古文观止”, 引导我们向善,求知。外公家留下的旧钢琴搬来同济,开始对我们的音乐启蒙,最初教我们钢琴的是干培雪老师,后来她考进中央乐团弹竖琴了。我学了五、六年琴,虽然以后多年未碰,但有这几年的“童子功”,在我年近半百之时,在周薇鼓励下,又能重头捡起来。退休之后不仅可以怡情养性,还能教几个小朋友弹琴,丰富了生活还略有进项。现在回想起来,深感父母之远见,正如妈妈教我们念的古文“触讋说赵太后”中所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方面体会最深的是妹妹周薇。
记得我上中学时,开始学几何,老师让我们准备三角尺和圆规等工具,我心仪一个带盒装的圆规已久,可是爸爸却只给我买了一个一角五分钱的“简式圆规”,就是用空心铁皮管做成,中间加个弹簧的那种。爸爸许诺我如果连续三次测验都得“5”分（优）,就给我买那个“高级的”,为了这个目标,我“不负父望”,连拿三个“5”分,终于得到心爱之物（价值二元）。因为它来之不易,我也格外珍惜,一直用到上大学。最重要的是,从此我对学习几何充满信心,也喜欢上了这门课。
每个学期发下成绩单,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桌前,等待父母的评比和奖金,得奖多的也伴随着精神上的满足感。那个时代“物质刺激”还较少用,孩子们都非常重视。到了寒暑假我们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就争着“抄稿子”。爸妈的翻译稿要请别人抄写,我们只要认真誊写,字迹工整,也可以得到五分或一角钱的报酬（视难易和字数多少而定）。我们既练字,又不浪费时间,还挣了钱。这种一举三得的好办法一定是爸爸想的,他的鬼点子最多。
父母对我们的健康尤为关注。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特别紧张,一只鸡要三十元,一个鸡蛋要五毛钱,还有福建人上门推销的“光饼”,妈妈都舍得买。营养之外也要求我们注重体育锻炼,哥哥上初中时长得很胖,有个苏联电影叫“阿遼沙锻炼身体”,我们几个妹妹戏称他“阿遼沙”,为了体育达标,爸爸规定他每天早上,在同济新村宿舍之间的小道围着草坪跑步,我家住在村四楼的东头,哥哥跑到西头（孙钧老师家门口）就改为走步,不料爸爸用秒表测算,知道“阿遼沙”偷懒,又罚一圈。
文革初期抄家时,家里只有800元存款,红卫兵不相信只有这点钱,妈妈说,我都买吃的了。这是实情,爸爸总说吃了是自己的,穿是给别人看的,妈妈也从不打扮我们,而在教育上毫不吝啬：听音乐会,看话剧,俄罗斯的芭蕾,梅兰芳的京剧,有机会都让我们体验。几个孩子学钢琴,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时父亲还要负担祖父的生活。我们自己为人父母后,更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暉”。爸妈对自己却十分节俭,尤其是父亲,因儿时家贫,更养成节俭的习惯。一张白纸正反两面都要用,有时铅笔写了再用钢笔写,最后还要“物尽其用”作卫生纸。有一次妈妈让我给爸爸买个书包装讲义,爸爸坚持就在同济新村门口买,结果我只买到一个硬塑料提兜,爸爸提着那个鲜艳的湖蓝色包走进教室,同学们都偷偷地笑,爸爸也不在乎,用了好几年。
爸爸最喜欢动脑筋,他年轻时有时会约几个“桥友”打桥牌,也是极认真的。记得我家客厅靠墙有一面镜子,爸爸发现坐在对面的人,可以从镜子中看到对方手中的牌,他连忙叫妈妈用一块布挡住。我先生第一次到我家来,爸爸就和他下棋,出了错还挨了“毛栗子”。文革后期没有“正业”可务,和我们通信时,常讨论围棋,一封信好几页厚,有时都超重了。
我们小时候爸爸常常出各种题目考验智力,直到有了孙辈也是这样。我儿子到上海外公家,爸爸就会拿出火柴棍,或是黑白棋子出题给他做,令他印象深刻。
爸爸心地善良,助人为乐,举两个有趣的例子。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幼儿在楼下草地上哭,以为他迷了路,找不到家门,就把他领回家,好吃好喝的哄着,过一会儿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原来这个小孩就在自家门前哭,闹了个笑话。还有一次在火车上,是冬天天气很冷,爸爸看见小孩穿着开裆裤,小屁股露在外面冻得红红的,就拿妈妈给他准备的洗脸毛巾,给那个小孩捂住屁股,车上的旅客都笑了。
爸爸生性开朗,亲友聚会都爱听他讲笑话。那年在杭州疗养时,小妹才七岁。爸爸领着我们爬山,爬累了就给我们讲笑话,我们笑得忘记劳累,一会儿就爬到山上了。
文革初期,同济的教授都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树上的高音喇叭里狂喊“革命口号”。妈妈和我们在家都担心爸爸会受不了。下午回到家,他却告诉妈妈：中午游街到食堂可以吃饭,但是只给一角钱菜票,可以买一个青菜,或两个五分钱的冬瓜汤,我想还是买两个冬瓜汤吧！我们听了又好笑又心酸,爸爸倒不怎么生气,反正大家都被游街了。
到后来被隔离审查,关在禁闭室里,和李国豪校长对门。有时能偷偷照个面,他们互相做个手势,伸出四个手指,表示有四个孩子（李家也有四个孩子）,摇摇手,再一抹脖子,意思是,为了孩子们绝不能轻生,相互鼓励要坚持住。开朗的性格帮助爸爸度过了艰难的文革时期,但他的腿却落下了残疾。七十年代,爸爸在安徽劳动,学校照顾他腿不好,坐在山上看守果园,到休息日他还去镇上给我们寄信,寄奶粉。
小妹和母亲在九十年代初先后因病去世,对爸爸打击沉重。哥哥在南京,我在北京,周薇在国外。爸爸到南京和北京住了一阵,还是回到了上海。他心中牵挂的是他的桥,他的专著。回到同济可以方便查找资料,找学生做助手。虽然目力日渐衰微,仍坚持写书写文章。
爸爸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虽然在十年动乱中损失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之后我们又都努力追回失去的时间,各自做出成绩。那些年妈妈始终鼓励我们坚持外语学习,使我们在继续深造学习和工作中获益匪浅,爸爸妈妈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在同济新村我家的墙上,一直挂着一幅水彩画,那是一座大桥,是父亲心中的桥。他一直希望能亲手设计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这个夙愿现在终于由他的儿子,孙子实现了。爸爸妈妈在天之灵一定倍感欣慰。
这里,我用点点滴滴的小故事穿起一串回忆的珍珠,在爸爸百年诞辰之际,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