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大桥局 一个仅有文革期间高中学历的一线工人，获得了多个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个三十多年来，一直在现场摸爬滚打的基层管理者，负责过数十项工程项目，却未发生过一起安全质量事故；一个没有任何技术职称的“土专家”，却潜心于桥梁施工技术研究，做出了不菲的业绩。
这成了桥梁工地的一个动人传奇!
这成了员工口中的一个美丽传说!
1974年，年仅17岁的陈长柏当了劳模。
那年秋天，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陈长柏参加了湖北省当阳县胡场公社的水库建设，上千人的大会战，他成为仅有的几个“劳动模范”之一，奖品是一把锄头。平生第一次登台领奖，捧着锄头，年轻的陈长柏觉得自豪极了。从此，他认定了一个道理：埋头卖力干活儿就不会错！当时的他并不知道，那把锄头，作为“工具”的代表形象，永远地握在了他的手中，从此，他与“工具”再也分不开。
1976年初，陈长柏由公社推荐，在铁道部大桥局五处参加了工作，当上了一名桥梁装吊工。在工班里，他是工具员。“一身洗褪了色的铁路制服，背一个白色帆布工具包”成为此后很多年里陈长柏的典型形象。
跟别的工具员不一样，除了管理工具，陈长柏还自己动手维修工具，更多的时间还琢磨工具。
在一个工地，钻孔时，钻头被石块卡住，提不起来，他自制了钻头打捞器，顺利地将钻头取出。
在一个工地，因河水突涨造成钻孔坍塌，钻孔用的钢护筒被埋进地下8米以下。他设计了一组滑轮，把钢护筒提出地面，同时自制了取泥器将坍塌桩孔中的淤泥挖出。
在一个工地，架钢梁拱顶杆件时，受吊机起吊高度的限制，施工限于停顿，他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吊具，很快解决了难题。
在一个工地……这 样的 例 子 ，在他三十多年的建桥生涯中不胜枚举。
有人说，陈长柏胆子大，施工中什么都敢想还什么都敢做。熟悉他的人却说，陈长柏胆子小，任何革新，都要事先把所有不安全因素考虑到。但很少有人知道，陈长柏胆大心细的行事作风源于他经历过死亡。
1983年4月7日，在景德镇南门头昌江大桥工地，因为一块有钻眼的木板突然断裂，6名正在作业的工人从26米的高空坠落，陈长柏是那场事故的唯一生还者。4月7日从此成为大桥局五公司的安全日，那触目惊心的一幕也永远地刻入陈长柏的内心深处，虽然他从不愿意跟任何人提起，包括妻子，但从此，陈长柏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不重视安全和质量。
渐渐地，陈长柏有了“土专家”的绰号，可他却不满足于仅仅靠改造和自制工具来解决遇到的难题和提高工效了，他研究起了施工工艺，琢磨着如何在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简化工序、降低成本又提高工效。许多工法和工艺的创新过程都是他凭着自己的经验，一点点一步步试出来的，他从不拍脑袋行事。
53岁的陈长柏的人事档案中可查的获奖记录达30次之多，获奖的种类可谓五花八门，有优秀工班长，有优秀党员，有十佳带头人，有特殊贡献者，有劳模，还有火车头奖，当然，更多的是先进生产者。诸多荣誉中，陈长柏最看中、也最引以为豪的，是1998年因鄱阳湖大桥深桩基础施工获得的“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鄱阳湖大桥位于赣北断裂带，地质复杂，溶洞成串成群，裂隙异常发育，在业内被称为“地质博物馆”。如此地质，使施工面临极大的困难。1998年1月开工，到6月才成桩9根，紧接着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淹没了整个工地。10月，灾后一复工，在技术人员的配合下，时任项目部副经理的陈长柏就开始在一片滩涂之上实践起自己琢磨出的施工思路来。摸索中，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深桩钻孔工艺。技术人员将此工艺整理成论文发表后，被业内专家称为“改写了大学教科书‘大孔径深桩不宜使用冲击钻’的论断”。因为这一成果，与他一同参与实践的三名高级工程师在此后的几年，陆续晋升为教高。
由此，陈长柏信心更足，开始在施工中大胆革新工艺，进一步提高工效。在后来的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的施工中，他又有两次获得中铁大桥局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他的小发明也不断推陈出新，他的“镰刀钩”、“重型钻头”、“南瓜抓斗”，这些没有申请专利的桥梁施工工具在工地上深受欢迎，其中一项还获得湖北省科技发明二等奖。
他也不再满足于“土专家”的名号。修建天兴洲大桥时，乘图书管理员不在，陈长柏把工地图书室里有关桥梁施工的书抱了一箱子回家，他知道人家不让一次借这么多。现在，天兴洲大桥已通车，书他还“赖着”没还，有时间就看，他“就想知道，自己的做法跟书上写的有什么不同。”
他说：“我好像也不那么土嘛！”
诸多荣誉中，有一项，成为陈长柏两个不同人生阶段的分水岭。
1996年，技术工人陈长柏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颁发的“火车头奖章”。
在此之前，他已获得了多项荣誉称号，1995年他还被评为大桥局劳模。但这些都没有“1996年那枚火车头奖章触动”他的内心，第一次，获奖让陈长柏有些慌慌然。
陈长柏工作中不计时间，不计精力，在质量和安全上对自己、对徒弟、对工班的工作要求近于苛刻，但他曾经计报酬。
1986年，在包头黄河铁路桥的基础施工中，沉井下放遇到困难，工期一天天被耽误，技术人员和工程队的领导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装吊工班工长陈长柏围着那个墩位转悠了几天，但他不吭气。了解他禀性的队长知道陈长柏有办法了，主动找到他，并协商了承包办法：工期提前一天，人均给100元奖金。陈工长立即应承了。他带领工班制作了多个辅助施工的工具，最后，硬是在全工程队几百号人怀疑的目光中，提前20天打趴了那只阻挡工程进展的拦路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中期，在月平均工资不到百元的那个时代，陈长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自己的工班挣了12600元奖金。有人眼红，但没有人不服气。当时，工程队一下子都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但队长还是爽快地兑现了承诺。
从河南到内蒙到广西，从江西到湖南到湖北，在每一个工地的施工中，陈长柏领衔的工班都会“遇”到这样的事，他的徒弟和工班的工人也都想尽办法跟着他，因为跟着他有活儿干，跟着他有钱赚，他们都喊他“老大”。
陈长柏不喜欢别人喊他“老大”，但对通过自己努力多赚些钱的想法做法毫不避讳，他说：“我要养家，我首先要把我的家庭建设好。”业余时间，他下河摸鱼，上山打兔子，还帮人杀猪、给在工地开小卖铺的妻子去城里进货，他一直努力而快乐地尽着一家之主的责任。
但1996年的这次获奖让他“内心被触动”了———“单位把这么高的荣誉给了我！”年近40，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陈长柏，突然意识到肩上还应该有家庭和他的小班组之外的责任！这一年，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一年，他由工人身份转为干部，担任了项目部主管生产的副经理；这一年，陈长柏跨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40岁以后的陈长柏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有发明和创新。因此，也就有了在鄱阳湖大桥施工中，“未给他个人带来任何效益的‘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也就有了那一个个未申请专利但在工地深受欢迎的“土专家”机具；也就有了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武汉二七路长江大桥施工中的多个“土专家”工艺。
“穿褪色制服，背帆布工具包”的形象已成为许多老同事的记忆，“叼根烟，一个人在江边踱步”成为陈长柏新的典型造型，熟悉陈长柏的人都知道，那是他在想事呢，那个时候没人会去打扰他。工地上，最早去的人能看到他，最晚走的人也比他走得早。
他的时间变得越来越不够用，晚上，他经常还没来得及洗脚，坐在椅子上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在建孟加拉国的帕克西桥时，一次，当地工人参加本国为期三天的罢工运动，不少工点都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工人复工，担任其中一个项目部副经理的陈长柏不愿意浪费时间，大手一挥“我们自己干！”并带头抬起了钢筋。一看这情形，第二天孟国的工人全都回来请求复工了。
在建武汉天兴洲大桥时，他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湖北日报》的一个记者说：“那我就跟着你一天行吗？”他竟欣然接受了，因为这样不耽误工作时间。
其实，陈长柏喜欢打麻将，也喜欢下象棋，但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练手，“技术都很臭”，在工地上，如果有空娱乐一下，他总找水平比他还臭的人玩，“娱乐嘛，就是要放松一下。”这与他工作中愿意面对挑战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或许，这是一种平衡？这个不断创造神奇者，也是一个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