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于邦彦老先生
得知自己获得茅以升桥梁大奖后，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于邦彦老先生内心很平静，他打趣地跟记者说：“我今年已经87岁了，对于拿奖早就没有什么迫切的心情了，拿这个大奖就当是“补差”吧！”
于邦彦几乎把一生的事业都奉献给了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在经历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那个年代之后，他习惯性地把这个奖的获得归功于集体的努力。确实，他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团队：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城建集团、市政工程局，为了报送于邦彦的业绩，三家单位联合起草上报材料。在2009年年底桥梁学会的初审阶段，对于于邦彦先生的评审就获得了全票通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于老说：“项海帆院士主持评审，得知消息后，他本人也非常激动。看来我的成果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二次评审由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负责，于邦彦最终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大奖。
茅以升桥梁大奖一向评审严格，每年的评审工作都是桥梁行业的一件大事。翻看于邦彦老先生一生的履历，你会发现，他的获奖可谓实至名归。文革初期，他率先在狮子林桥采用墩顶临时锚固措施，实现梁式桥悬臂施工工艺，这项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早已不是新鲜玩意儿，但在当时的中国，这可是一项具有冒险意义的重大突破。
没粮食就吃“瓜菜代”
谈到在狮子林桥上的“壮举”，于老谦虚地说道：“在狮子林桥上采用的墩顶临时锚固措施当时在国内实属首例，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世界桥梁界，这项技术已经不能称作“领先技术”了。这不是我一个人名下的作品，而是天津市政院的成果。即使有创新，也是大家集思广益的结果，只是把名誉放在了我头上而已。”狮子林桥采用的是T型钢构，业内简称“T构”，在文革初期的中国交通系统中，这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结构，在此后也有沿用。但这种结构也存在局限性，随着新桥型的出现，对这种结构的使用则更看重“因地制宜”。所谓墩顶临时锚固措施，就是在架梁的时候，为了避免倾斜，在梁的另一边临时锚固住，大桥合龙后再把临时设施撤掉。文革时期，各行各业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能够提出这样的设想确实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近几年，大型工程不断涌现，在现在看来这种墩顶临时锚固技术似乎微不足道，但于邦彦却几度感慨：“我们是艰苦时代的工作者，当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现在看来不在话下的技术，在当时确实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提出这一建议所冒的风险也不是这代人所能够理解的。”
要说社会效益，于邦彦更加青睐建国初期，自己在海河口上主持修建的一座开启式浮桥。天津港境内的河道都不是很宽，海河只有100多米宽。当年需要在海河上建造一座开启式大桥，以满足水路和陆路运输的需要。诞生于100多年前的美国金门大桥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或许也只有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才能在那个年代建造这样一座桥。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工艺在当时的国际桥梁界也已经不算很难的技术。然而，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资金上，当时的中国都没有这个实力来建造这样的一座开启式大桥。
“这就好比要活命，没粮食吃怎么办？那就吃“瓜菜代”，要动脑筋，艰难时期也就挺过去了。”回忆当时的情形，于邦彦历历在目，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会修浮桥了，我们修不了永久性开启桥，就修开启式浮桥。”这座开启式浮桥修好后，每天能够开合一两次，既解决了海运问题，也缓解了陆运的不便，而且一用就是20年，直到桥下的那座港口废弃它才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上世纪60年代，波兰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还参观了这座桥，对中国人民在艰难时期的智慧感到很震惊。
如今这座桥早已不存在了，人们或许会忘记，或许根本就不会知道这座桥的存在。但在于邦彦老人心里，这座桥的解决方案比狮子林桥的技术创造了更多的社会效益，它的历史功绩更应该被人们记住。
岩土力学，被遗忘的角落
于邦彦认为，跨度大自然要有新技术，但不一定跨度大就代表创新。现在桥梁界渴望真正的创新，我们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最终让别人学习我们的技术。对于现在的工程师来说，创新就是责任，有条件要创新，没条件就不能冥思苦想去追求标新立异。
上海南浦大桥建设之初，日本人要免费给我们做设计，他们认为只凭中国人的力量建不起来这样一座大桥。当时项海帆院士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让中国人自己来建。最终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这座桥建了起来。新的时代让中国的工程师有了用武之地，这在于邦彦眼中就是创新。
茅以升桥梁奖有两个“大奖”，所谓“大奖”就是茅以升桥梁奖的重头戏：一个是桥梁大奖，另外一个是岩土力学大奖。这跟茅以升先生生前的成就有直接关系，茅老一方面是桥梁专家，另一方面也是岩土力学专家。于邦彦说：“从今年的评奖情况来看，岩土力学方面很薄弱。桥梁建造最难的还是基础，岩土力学是桥梁界的核心问题之一，很多专家都在呼吁要关注桥梁基础设计。建桥是百年大计，我国又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桥梁的“底盘”更应该稳固。”
如今，我国正处在桥梁建设飞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能用这个基本条件之外，桥梁的建造更要“养眼”。于邦彦说：“有了钱，要让桥美一点，光涂脂抹粉不行，要从骨子里美。”邓文中先生曾引用过《论语》中的一句话“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的原意是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所谓内外兼修就是这个道理，于邦彦很认同邓文中先生的这句话，他认为，桥梁建设也应该“内外兼修”。
现在天津正在兴建“一桥一景”工程，其中包括一座日本人设计的桥。设计方案中强调要在这座桥上建一座摩天轮，造型标新立异，这给建造提出了一个大难题。最后，由于造型过于脱离实际，还是把摩天轮跟桥分开了。于邦彦对这件事情颇有感慨，他说：“桥梁美学在创新上不能光靠包装，内在美和外在美应该一致。盲目追求一个方面肯定会造成失误。”
庆幸在晚年赶上“末班车”
回顾一生的桥梁生涯，于邦彦感慨自己最遗憾的是没赶上好时代。他认为最得意的就是自己对桥梁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上世纪60年代很多桥的跨度现在看来是不足为奇，但在当时确实是亚洲领先的。
他说，改革开放后的桥梁建设如日中天，自己由于年龄所限，自己只赶上这个刚刚开始的年代的一个尾巴。但他还是感谢命运让自己在八十年代大干了一场，其中使他印象最深的是改革开放后，在国内第一次做的风洞实验。当时，风洞实验只用来造飞机，还没有用到桥梁建设方面。当今这批包括项海帆院士在内的风工程专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步的。风洞实验是个大工程，当时只要一开机，整个绵阳市就要停电。那个时代的很多成果，为当今中国桥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回忆起八十年代红红火火的发展，于邦彦连连庆幸自己在晚年赶上了好时候。
如今80后已经进入而立之年，90后也已开始进入社会。作为过来人，于邦彦老先生希望年轻人不要试图抄捷径。当前是桥梁界发展最好的时期，年轻人有工程可以练手，有机遇，也有压力，所以要脚踏实地。他更希望教育界能够正确引导年轻人，在从学校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学校能够做出健康的指引。
谈到年轻人，于邦彦不禁感慨人生的短暂：“这个时代已经是你们的了，不过我也要多看看报，多上上网，不要让自己太落伍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