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半是虚的，浪费时间。”参加完为期5天的两院院士大会，王梦恕直言不讳地给大会定了性。
作为一位老资格的
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王梦恕的个性，远比他在专业上的造诣更加吸引人。一位老学长曾形容他的说话风格是“先讲后想”，他嫌不准确，将之修正为“讲了也不想”。
院内问题
院士大会光开幕式就历时整一天。如此一来，1400多人的院士队伍一天之内浩浩荡荡颇有排场地在人民大会堂与京西宾馆间来回奔走4趟，在王梦恕看来，不仅多数老先生被折腾得难受，由此产生的交通管制也给老百姓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开幕式一过，院士们就陆陆续续走了2/3。王梦恕所在学部的交流会放在最后一天举行，主持会议时，他发现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现象据说并非偶发。在高官院士、烟草院士以及院士候选人学术不端或作风腐败等争议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对现行院士体制的质疑常常成为舆论关注的热门话题。当了18年院士，王梦恕对此不是没有担忧。
“1/3院士是干活的，1/3院士是不干活的，1/3院士是捣乱的。真正能引领本专业发展的，有1/3算不坏了。那些捣乱的，不按院士标准要求自己，有些就属于科技活动家，有些人甚至品德上就非常差。”
按照院士增选程序，每学部负责本学部候选院士的增选投票工作，每次票决7位。作为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和建筑工程学部主管本学部院士遴选的副主任，在这个过程中，王梦恕的话语分量不轻。
关系、门路在院士增选过程中无孔不入。据王梦恕讲，原来的院士评审工作中设有一个环节，即院士候选人答辩完毕后，院士们都要坐在一起就候选人的情况进行讨论，这中间难免存在当有些院士倾向于某个候选人时，容易借这种场合来为他们中意的候选人作引导式的拉票讲话，而另一些候选人则完全可能不被院士们提及，有失公允。这几年他们改变了规则，候选人答辩完了，各位院士自己思考自己投票，不再组织讨论。
“品德是第一位的，品德不好的人一定不能当院士。”王梦恕说。这些年他一直在物色品行持正的院士候选人。在深圳，他找到一位地铁建设与施工专业的总工程师，这个人因为替挤住在“蚁窝”里的民工群体争取到一笔资金另盖居屋改善条件而被王梦恕看中，准备帮他推一推。但一个现实是，尽管王梦恕通常在质疑某个人不够院士资格后能够影响增选局面，但当他说某个人够资格时，却不一定管用。对去年的院士增选工作，他就很不满意，“没有正义感了，受各种利益影响。” 两院院士目前人数已甚庞大，平均每隔一年要增选60位。对于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院士队伍，院士内部是有分歧的，有些人认为应该继续增加，而有些人则主张宁缺毋滥，少点儿好。王梦恕持后一种意见，拿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来说，他就觉得应该取消。这个学部里的院士大都是高官。近年舆论一度聚焦高官院士现象，但一些高官依然可以顺利地“软着陆”到院士位置。王梦恕介绍，当初工程院内部准备设立管理学部，几次讨论通不过，可有人提议在管理学部前面加上“工程”二字，就以多出十六七票的赞成数通过了。
新近发生的烟草院士事件，也显示了两院内部斗争的尖锐。100多位院士联名要求工程院重新审查当事人谢剑平的院士资格，可是谢当选院士的程序已经走完，院士们要翻案，等于逼着工程院自掌嘴巴。王梦恕认为，这件事反映出来的不是谢剑平的问题，而是“那个学部很差劲，条件不够也给选上去，因为烟草交税交得多，出个院士也可以。实际上烟草是个工艺，你都能当院士，做馒头的是不是也可以来当院士啊”？
院士的能量
在一些公共议题上，王梦恕是发言最活跃也是声音最激烈的一个院士，比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他都有保留意见。北京奥运会的场馆修建，也遭过他的炮轰，五棵松篮球馆原拟在馆外建一个8层楼高的大屏幕墙用于直播赛事，耗资20亿，王梦恕通过人大几经发力，迫使项目流产。而为了拿掉“鸟巢”的顶盖，他直接写信给温总理，闹了3个月，最后顶盖也被拿掉。一看这个结果，他更进一步，建议趁此机会干脆把整个项目取消，重新换一个建筑样式，但没有成功。
除了上述项目，那时段还冒出了备受议论的国家大剧院和央视新址大裤衩等一批建筑。王梦恕注意到，当时进入中国的外国建筑机构已达到200多个，他怀疑这些人动机不纯，大有将中国城市当作建筑试验场的企图，因而很不客气地斥责国家大剧院状如一座坟墓，而大裤衩则像一个人在三环边上撅着屁股解手。这个项目后来失火，建设部一位副部长征询王梦恕的意见，他建议拆掉，但为了照顾面子，还是不拆，只做加固修复处理。王梦恕坚称，这个楼说不好哪天还是要出问题，就怕有地震发生。
不只对标新立异的建筑反感，对超过200米的高层建筑，王梦恕也反对。这两类建筑在他眼中都是形式大于实质，不中看也不中用。他以前统计过，已经发生塌陷的上海金茂大厦一天运营成本要50万，国家大剧院则要100万，而鸟巢，光清洗一次就得超过1000万，这些建筑非但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反而让社会背了包袱。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院士讲话到底管不管用？仅以国家大剧院为例，40多个院士群起反对，未能将之撼动。而王历来反对的超高建筑，仍在全国各地你追我赶层出不穷地发生。事实上，在工程院内部历来有一项制度，院士想说话可以写成《院士建议》上报给高层。以前每个学部一年会有20多个建议，现在一个学部一年就写几个，因为写了不奏效，大家失了积极性。王梦恕也放弃了这条道路，凡有重大意见就改由全国人大向上走。
王梦恕迄今当了3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平台上，他办得较成功的一件事，是阻止了上海龙阳路到虹桥机场磁悬浮项目建设，这个项目投资达到150亿，造价甚高，坊间也对电磁波会否损害沿线居民健康表示非议。王梦恕在上海媒体上公开发文批评磁悬浮技术，称这是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当年全国“两会”召开前，王梦恕收到一本66页的上海市民集体签名，他也附上自己6点反对意见，发付人大。国家发改委在电话里和他沟通此事，他说：“这个项目不准批，你们要是批了，我跟你们过不去。”项目从此无果而终。
“做一个工程，要给子孙后代留下遗产，而不是留下遗憾和灾难。现在是一帮掌权的说了算，同意的让你参加，不同意的不让你参加，这怎么能不出问题呢？”王梦恕说，“有统计说我们国家54%的工程是没有给后代留下好东西的，像高层建筑，房子建完就拆，大量拆，都不是长远之计，没有科学精神。”
在各种基建浪潮中，地铁建设眼下也蔚为壮观起来。自2009年以来，大部分省会城市都已上马地铁项目，连一些非省会城市，也在削尖脑袋往里钻，而这恰恰是王梦恕主张加以限制的领域之一。根据有关指标，地铁路网规划首先要求保证每小时人流达到3万以上，地方财政收入每年也必须大于100亿，GDP大于1000亿，后两项虽然很多地方可以轻易达到，人流量标准却往往不能企及。但受攀比跟风心理驱动，有些城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洛阳市原来也有建地铁的冲动，后被王梦恕泼了冷水，只好改变规划。
“北京几条线每年财政贴40亿，不然票价就要涨。现在地铁建一公里要6亿~7亿，拆迁费贵，运营费贵，修了也用不起，等于给后代留下很大的灾难。修建规模要减下来，我们还是要从上面卡他们一下。”程序上，地铁规划须报经国家发改委审查，但这种办法也不是万能，王梦恕说：“反正他们也会公关，公关得好也就批了。”
若问王梦恕凭什么把手伸得这样长，什么事都要管一管？他的回答多半会是4个字—“礼、义、廉、耻”。他出生在河南温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孙中山时期的众议员和总统顾问，这4个字是他们的家训。因而，关键时刻的敢于表态与影响力发挥，在他想来多少与这4字是吻合的。
倔强老者
也许是从事技术工作太久的缘故，王梦恕的言行有一点板直。河南原来有一位省长，人挺实在，王梦恕有次对他说：“你这个省长的工作，我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省长对此高度赞同：“我一天光吃饭都受不了，哪个来我不接待？这是我们的工作。像你当院士的，高兴骂谁就骂谁，我敢得罪谁啊？得罪了谁就给你穿小鞋。”
院士身份相对超脱，所以处事态度外露一点，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说假话、搞形式，这两个问题要解决了，中国一定发展得更快。”
以前在兰州到新疆线
工程建设上，当时的铁道部长刘志军要求下面压缩工期，王就指责他不搞科学发展观，是“刘胡来”。刘志军在高铁建设会上公开讲铁道部负债率只有30%，王说各施工单位负债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把负担转嫁给施工单位，作为领导应该感到丢人。温州动车事故发生，王梦恕是国务院调查组技术组的副组长，一了解，当时车上只有一个司机作业，没有副司机，他就对铁道部的人说，铁道部是有责任的，你想增效减员，减谁不行，非要减司机？当铁道部提出要研究时速400到500公里的高铁建设时，他又说，这是胡扯，时速380公里的高铁稳定性已经很难确保，做400公里，跑那么快干什么？
顶归顶，刘志军出事后，王梦恕也为这个被称作“中国高铁之父”的人讲了不少话，说若没有“刘疯子”不顾一切蛮干敢干，中国铁路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开始试验车，他就坐在车前头，说要出问题我先死，这人比较有闯劲”。取消铁道部、政企分离是年年有的议题，几度人事震荡，更使铁路地位滑入低谷。此时，王梦恕反过来为铁路系统说起话来。这些年铁道部下属的各大总公司都被剥离给国资委，王梦恕认为这种做法已对铁路造成削弱，不利于铁路发展。按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建设拟达到12万公里，王算了一下，每年至少须投入6000亿建3000公里，可现在铁道部穷得简直连开会都没能力了，组织他们开评审会，每人只给200块评审费了事。且在动车追尾后，铁道部更借贷无门，拖欠中铁建和中铁两大集团工程款达1300亿之巨，以致大半铁路工程陷于瘫痪。600万工人被拖欠工资，先后发生数千起冲击各机关单位事件。王梦恕于是旗帜鲜明地呼吁“铁路发展必须要有经费”，至少农民工的工资得先解决，否则社会将要乱掉。在中央的重视下，铁道部后来获得了超过2000亿元的资金支持。
王梦恕用“倔强”二字来形容自己的性格，74年来这两个字几乎没有变过。与此不无关系，迄今他都没有青云直上。以前有铁道部官员和他开玩笑，“你在铁道部是争议人物，我们要提拔你当总工，马上就有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就迟迟没有提。选上院士后，他还是中隧集团副总工程师，医疗上虽享受副部级待遇，但行政职务只是一个正处级。不过他这个处级干部要比一般人活得有尊严，每年春节，省里、市里领导都要登门拜年，这境况比之于“文革”期间被人当作“臭老九”来羞辱，相去不只一点半点。
“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应该出人头地，出人头地的目的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我感到我对得起祖宗。你要人家尊重你，必须要有一个让人家尊重你的理由。首先要考虑怎样为人民服务。一个院士要是成天考虑自己，会被人瞧不起。”
进入商品社会后，有人发明“知识经济”一词，王梦恕对这个提法很是反感，认为国家好不容易把大家培养成有知识的人，反过来大家又拿知识去赚钱，这是不对的。他们集团有许多专利要申报，他就希望多申报一些不保护专利，而自己当院士前钻研出来的隧道施工方法，应用很广泛了，他也不去申报专利。专业著作常被盗用，非但不管，反而欢迎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