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本来是一所包含医、工、理、法、文的综合性大学,建国初期“一边倒”学习苏联,来了一个调整,把同济变成土建类单科性大学。于是调出的调出,调进的调进、教师们也跟着搬进搬出。周念先教授就是此时调来同济土木系的,大大加强了土木系的师资力量,我们青年教师得以在他的指导下逐渐成长。
周念先教授博学多才,诲人不倦,而且富有幽默感,没有大教授架子,对人和蔼可亲。我同他最早共事是在1952年跟钱钟毅等三人合译一本俄文教材“开启桥”,钱译第一章“平转桥”、我译第二章“立转桥”,周译第三章“直升桥”,三人署名也以此为据,周教授排第三,周教授对此非常大度,自始至终丝毫没有怨言,译中遇到疑难之处也是三人讨论,周教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三人合作非常愉快。
合作得比较长的一次是在1954年,我们几位年轻教师：吴先茂、万国宏、张兆兴、曹雪琴和我,在周教授领导下带桥梁专业学生到丰(台)沙(城)线和山海关桥梁厂生产实习。学生中有蒋国雄、蒋家仁、吴丽宗、杨电雷等人后来都在桥梁界大大的有名,丰沙线有二号桥及三号桥,实习内容有测量 、沉井、墩台、支架、试验、钢筋、混凝土级配等等,可学的蛮多,但同学感觉单调、重复、深入不下去。周教授来指导,指出实际工作就是如此平凡、单纯,但是工作中会出现种种问题须要解决,一要脚踏实地,二要有预见性,要追根问底。然后周教授就种种工程应予追根问底的举例说明。例如混凝土级配问题,混凝土等级如何划分,其配合比是怎样,工程中如何保证其配合比,为什么不能随便加水,如何判定其等级等等。弄清这些问题又有各种各样方式方法,例如向技术人员、工人师傅叨教,自己观察,查资料,自己动手等等。同学们都能仔细听讲,记录,感觉大有启发,我们几个青年教师也能与同学一道学习、交流。大家都感觉获益匪浅。在整个实习期间周教授非常辛苦,在几个工地间跑来跑去,解决问题。各工地的实习内容不同,问题各式各样,青年教师一知半解,同学不很信服,总得周教授来才能彻底解决。因此同学们争相邀请周教授来自己工地,而且来了即不肯放走。
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于1973年6月调到铁道学院,同周教授差不多有三、四十年没有业务上的接触,只在每年春节前去拜年问候他老人家身体安康。好几次看见周教授在家计算、绘图,春节也没有休息。直到1990年才同周教授有一次交晤。那是上海宁浦大桥(后正名杨浦)论证会,先是把大桥文件送到家来仔细阅读,后于1990年12月6日至12月12日连开几天论证会,周教授和我都作为专家参加论证,会议第五天(12月10日)市长朱鎔基到会听取大组讨论,第七天朱市长代表政府同意专家组的意见。周教授即兴发表意见：斜拉桥应正名斜张桥,因为不是靠斜索的拉力而是张力支撑住桥梁的。此外他还提供一个设计方案供参改。这也是周教授遇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体现。
周教授老年身体欠佳,仍关心国家建设情况,于1999年神游道山,驾鹤西去,桥梁系痛失一位良师,然而他的教导及认真负责的精神让一代代弟子永远奉为做人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