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学相遇,跟老师通信,这大概是离开母校以后最叫人兴奋的两件事了。刚到山西才几个月,我就开始给自己心仪的周念先老师写起信来了。倾诉思想中的苦闷,请教业务上遇到的问题；我倒是一点不客气,想问就问,全不顾这些问题有多大价值和意义,是否一定要去麻烦老师,化费他的宝贵时间呢。可是周教授却总是有求必应,在信中耐心地鼓励、开导。我读着读着就仿佛越过了千里之遥的地理距离,又见到了周念先老师那和蔼的招牌微笑,乃至带着的一点令你亲切的慧黠。那样的信是舍不得丢掉的,因为还要再拿出来读,于是就成为收藏或珍藏了。
绝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伊始对我的冲击一下子殃及了无辜：我所收藏的包括周老师在内的许多私人信件毁于一旦。这个完全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信件的态度,也几乎完全中断了与老师、同学的通信。有人形容那是一个噤若寒蝉的年代,但令谁也不会想到,此一噤,十年矣。大约在十一年后,我才又恢复了跟周老师的通信。在迎接百年校庆的日子里,我经过仔细搜找,终于寻觅出了那封重新开始的信,然而这竟是我所收藏着的唯一一封周老师的信了。
从信封上的邮戳看,周老师的回信是1977年11月21日寄到河南省信阳市一个叫三里店的地方,其时我所在的铁四院十队正驻在那里。在用资料箱图板搭设的工作台上,我正在做着陇海铁路技术改造的初步设计,需要针对既有铁路现状在压低桥梁高度上做点文章,酝酿出一个定型图以外的上承式低高度梁的比较方案。虽然明知这有可能不被采纳而只是一个陪衬的方案,但我仍愿意以此对铁路桥梁设计的保守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周老师非常支持立即回信,说是“简要答覆”,实际上是又文又画,三张信纸只有千字之多,临封寄出前又在信封背面加上一段话,补充了“箱梁以外也可用槽形梁”的参考意见。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老师对学生任何一点小小探索的积极性亟尽爱护之深,那种毫无功利的真诚相待无不充溢在字里行间。
后来若干年后我的工作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在我变得越来越拘谨且越不自信的时候,知我已调来上海铁路局工作时,还是周老师先来了信,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当时,他为解决上海市区交通极其紧张的困难状况而设想了一个向市府建言的提案,其中涉及到上海市区内沪杭线等有关铁路桥梁桥下净空问题,老师要我替代他联系搜集必要的资料。我拿了老师的信就到路局总工程师室汇报,结果还起点作用,局总师室很快就发文答覆了；但是周老师的信从此就留在了局总师室,作为相关档案被保存起来了。
这以后,不知是自己已经问不出什么问题来了,还是不好意思再去打扰年事渐高的老师了,总之再没有继续与周老师通信了。这样一来,周念先老师1977年的这封信就成了我收藏的唯一了。如今周老师已驾鹤西去,真可谓是绝版珍藏,至今正好三十五年了。
笺短纸轻,一封信见证着师恩绵长海样深。写到此,我忽然觉得自己真的好自私,每每总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就有求于老师,但却从未真正为老师做过点什么；我又不是个好学生,也没用出色的工作成绩去报答过老师。不过,早在第一次听周老师上课之后,我就有很长时间一直都把老师当作心仪的职业,因为种种原因终未如愿,这固然是大遗憾。但是在我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生涯中,还是有过多次走上讲台讲课的经历,而我每讲一课,听的人都以为我一定是当过老师,且是一个讲课讲得好的老师,这可又是我的一大满足。事实上,我对每一次讲课都是非常重视并十分投入的。每当我走上讲台,我就仿佛感到背后有周老师在支持：要讲就要讲得像周老师那样好；每一次我都这样努力去做了。周老师,这是我唯一可以告慰您的。我想您此刻一定又笑了,还是映在我脑海中那挥之不去的微笑,和蔼中透着一点慧黠……
